您的位置:首页 >>> 文章浏览
思我山中竹,抚我荆襄民(上)
2018-11-20 来源:长宁新闻网

长宁县周洪谟研究会  袁露

离家十年以后,周洪谟扶父亲周永隆的灵柩回到了老家长宁县上长乡五星村,即今梅白乡白虎村箐竹屋基。此时,他的心情是低落的,既有为人子的悲痛,又有近乡情更怯的淡淡惆怅。

这种惆怅很快就得到了排解,这段日子也成为他一生中最轻松惬意的时光。当时,出身“三世儒官”家庭的周洪谟早已是才名远播,后来成为了翰林院编修的李永通和官至浙江处州府知府的沈秀实等青年学子常常来找他。他们探讨学问,结伴游历,诗词唱和,写下了《长宁八景》等很多关于当地山川风物的诗。周洪谟还将一路看过的眉山、瞿塘、巫山等地的风物记录了下来,这些诗词,被收入另一个四川籍大才子杨慎编订的《全蜀艺文志》中。其中,题为《眉山天下秀》的诗,将演化为响彻海内外的“峨眉天下秀”的旅游形象定位,带着对苏轼父子的追怀,他写到,“昔生三苏草木枯,但愿再出三苏辈”。这位二十四岁的青年,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仅在两年后,他将和钦慕的前辈苏东坡一样,走出这修篁翠竹,走出这崎岖蜀道,在乡试、会试、殿试中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一直走到北京,走进奉天殿,走入庞大的明帝国的权力中心,见证参与无数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于波澜起伏中成就一番伟业。

1444年,周洪谟在四川省乡试中取得第一名后,沿京杭大运河北上,去参加在京举行的会试。直到今天,他的故乡长宁县还流传着“俊才出川”的故事,这件事并未见于正史,时间仅隔五百多年,我们更相信,这个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来源是周洪谟本人的讲述。他沿江而下,行至扬州,时值秋闱,客栈里住满了全国各地赶来的考生,很快就熟络攀谈起来,互相探讨读的是什么书,询问郡望何处,青年才俊们纷纷报出自家姓氏籍贯,“陇西李氏!”“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轮到周洪谟了,他只淡淡的说:“周洪谟,籍贯四川叙州府!”考生们顿时面露不屑,调笑道,“洪谟兄,你是自学成才的吧?”“叙州蛮夷之地,怕是没有几个书院哦!”周洪谟心中涌过一丝落寞,吟出几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不是巫山云雨厚,吓坏江南数十州。”吟罢,径自离去。次年三月,当这些考生再次看到周洪谟的名字,已赫然在皇榜三甲榜眼。西蜀才士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当名动天下!

《六一诗话》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苏东坡到淯井监(今长宁老县城双河镇)得到过一个当地少数民族制作的蛮布弓袋,上面织着梅圣俞的《春雪诗》,知道老师欧阳修向来推崇梅圣俞,于是将弓袋赠送给他。欧阳修得到弓袋后大为慨叹,‘《春雪诗》在梅尧臣的诗里算不得最好,但是传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被称为蛮夷的人竟然把这诗看得如此贵重!’欧阳修非常珍爱这个弓袋,将它改做琴囊,收藏了一张两百多年的古琴。当了解到这两个故事以后,也许我们更能理解周洪谟退休后,为什么没有回到魂牵梦萦了几十年的箐竹屋基,去泛舟清江,寄情山水。而是在古稀之年,把余生最后三年,尽付翠屏书院的办学和《叙州府志》的修订中。西南半壁古戎州,自古以来,缺少的不是青山秀水滋养的郁郁文脉,不是对文明的尊崇景仰,峥嵘远山,崎岖蜀道,所缺少的只是与外界交流互通的渠道。

周洪谟少年跟随父亲到湖北长阳县,青年入仕为官,一生真正留在长宁的时间只有十余年,但他从未讳言出身蛮夷之地,终其一生,他对故乡都未能忘情。他从未忘记故乡的竹。长宁县是名满天下的蜀南竹海所在地,漫山遍野长满了青青翠竹,他的老家梅白乡箐竹屋基更是地势依山傍水,翠竹环抱。在竹林中书声朗朗,嬉戏玩耍的童年,竹马、竹蜻蜓、佳酿、鲜笋、竹荪,母亲韩夫人教给他的那些关于竹的诗句和气节,这些组成了他最真切的记忆和故乡的符号。在南京国子监的官署里有一片修竹茂林,思乡情切的他如获至宝地告诉亲友,‘这些竹子多美啊,多像我故乡的竹啊!’于是,他自号箐斋,将书房也取名箐斋,文集命名《箐斋集》。箐者,山间的大竹林。他还给自己取了另一个号,南皋子。南者,四川以南叙州长宁;皋者,长江支流淯水边的高地。

 

他也从未忘记故乡的人。宜宾地处云贵川三省咽喉要道,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今珙县、长宁、筠连一带,生活着一支叫做都掌蛮的少数民族,他们民风彪悍,尚武好斗,时常与汉族地区发生冲突。明代汉族官员与都掌蛮习俗语言不同,双方的兵戎相见,几乎贯穿了整个明朝的历史。从洪武年间开始,朝廷与都掌蛮部族陷入招抚—剿杀—招抚——剿杀循环往复的怪圈中。1465年,在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周洪谟的建议之下,明宪宗朱见深派出御史汪浩到叙州招抚都掌蛮,可惜汪浩听信了当地汉族官员的片面之词,诱杀了载歌载舞真心来降的酋长寨主二百七十余人,一石激起了千层巨浪。根据嘉庆版《长宁县志》记载,都掌蛮认为此事是周洪谟策划的,于是带领四千余人围攻长宁县,誓屠县城以报血海深仇,幸运的是当时的掌印官很有魄力,承诺彻底查清此事,暂且劝退了都掌蛮。朝廷上对都掌蛮的主张主要有两种,一是强行把他们的部族分为四支或者两部,以迁徙方式分别安置在周边地区,瓦解他们的势力,如有不从就彻底剿灭。二是派出军队包围阻断都掌蛮聚居区,让他们进出不得,最多半年就全部饿死。其实,要想人为分解团结的都掌蛮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最后又会是一场恶战,两种主张最后将并为一种,那就是全部剿杀。一场杀戮眼见要开始,横流在故乡竹林间的血,蔓延在淯水畔的战火令周洪谟寝食难安,他向皇帝进言,表达了以下意思,‘我是叙州人,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为什么都掌蛮被平定后又叛乱,叛乱后又平定呢?是因为招抚和叛乱的人,急功近利,言而无信导致的啊!建议由四川总兵,巡抚,主管军事、民政、司法三司的官员亲自到当地去招抚。都掌蛮只有两百多个寨子,由寨主统领,可以选择有威望的寨主立为长官司长官,由朝廷派出的流官管理汉民,长官司长官管理夷民,都由叙州府辖制,就可以达到两不相扰的目的了’。宪宗皇帝采纳了他的大部分建议,换得了叙州地区八十年太平。不幸的是,在他去世后,1573年,即万历元年,十四万明军在四川总兵刘显率领下再次集结叙州,将都掌蛮部族尽数剿灭,这支古老的民族彻底消亡于历史的滔滔长河中。

周洪谟少年在叙州,青年在松潘,这两个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他认为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勇猛尚武,但是没有雄霸中原的野心,相比起女真族建州三卫,对大明政权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威胁。他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兴办学校,以强大的汉文化渗入来教化夷狄,才是平乱治世的根本。这些观点,一方面出自于他的故乡情结和不愿杀戮的儒者情怀;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他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施政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着超越历史的眼光和现实意义。当时,朝廷上有人认为周洪谟反对在少数民族地区用兵,主张土官自治是“十分偏袒”,笔者读到这段历史时也曾非常矛盾,理论上,让夷人自治,降低了中央政权对这些地区的掌控,确实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在六十多年后,大思想家王阳明对周洪谟的观点进行了隔空声援,明代“改土归流”后,广西思恩、田州的土酋谋反,王阳明在上疏中写到,‘思恩没有设流官的时候,土酋每年出兵三千,听从官府征集调用。设了流官以后,政府反而要每年派几千兵去防守,可见流官的设立并没有什么好处……如果改土官为流官,则边远地方的忧患,我们自己要承担,将来一定要后悔’。事实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过代价太大。

对于故乡,他所做的,并不止于此。1488年,操劳了一生的他退休了,为官四十余年,官至从一品的他清廉如斯,竟然未在任职的任何一个地方置办任何产业,除了明孝宗朱佑樘赐予的三千贯钱外,随身的只是两万余册书。他本想回到心心念念了几十年的老家箐竹屋基,但到了叙州府后,当地知府刘昂、教谕刘宜之和百姓苦苦挽留,有感于当地教育的落后,这位明朝唯一一位担任过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两监祭酒的大教育家最终没有走,其时已年近古稀,他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和所有的精力心血投入到了翠屏书院的办学和《叙州府志》的修订中。在他之后,西南蛮夷的叙州府走出了李硕勋、余泽鸿、阳翰笙、杜关等在近现代史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英才。1491年,他七十一岁了,身体每况愈下,自感去日无多,这位经历了五朝四帝的老臣于二月三日写下了“安中国、御四夷十事疏”,提出了广积粮、抚流民、平强寇,安边患等一系列建议,派人送到北京。等奏折呈送到明孝宗手中的时候,他已于二月二十三日在叙州府女儿家中去世,明孝宗十分悲痛,辍朝一日,赐谥号“文安”,以九坛遥祭西南。正如他的谥号“文安”一样,他的一生,“居庙堂之高忧其民,处江湖之远思其君”,以文载道教化众生,以文为器安定边患,真正实现了一位儒者“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