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文章浏览
思我山中竹,抚我荆襄民(二)
2018-3-19 来源:

洪谟研究会   袁露

直到今天,在湖北的一些地方仍然保留着周洪谟的祠堂,历经数百年,香火不断,祭祀不绝。2014年,湖北荆州残疾人艺术团到长宁县城演出,在第一街青年路的街口上,盲人主持动情地说,“我们从湖北出来,一路走过了很多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到长宁来!因为长宁是周洪谟的故乡,我们是荆襄流民的后代,没有周洪谟就没有我们!一定要到长宁来看一看,要来为周洪谟的家乡人表演。”当年,周洪谟凭着一介文士的坚持,避免了生灵涂炭,拯救了万千流民于水火。今天,只为了一个代代相念的名字,他们的后代,跋山涉水、远赴千里而来,以朝圣般的仪式,拜谒这片养育了周洪谟的土地……

先生之心,朗朗乾坤,昭昭日月。你,从来没有被遗忘。

周洪谟功德无量的大事之一是在对荆襄流民的安置问题上。明朝初期到中叶,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黄河改道等原因,失去生活来源的山西、陕西、河南、江西等地的灾民大量外流;二是部分在原籍犯了案的盗贼劫匪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窜逃到了几省交界处的“三不管”地带;三是荆襄山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有丰富矿产资源,吸引了部分外来客商淘金。在今天河南、湖北、陕西、四川交界地区,逐渐在成化年间形成了一个有上百万人的大群体,史称“荆襄流民”。随着流民的数量增加,躲避官府徭役和税收、部分人抢掠滋事等一系列矛盾逐渐爆发出来。成化元年,河南流民刘通在南漳县发动暴乱,自称“汉王”,聚集了上万流民军呼啸山林,流民群体与官府的对峙正式拉开了帷幕;连续几年的大旱,使得荆襄流民在成化六年再度发动暴乱,为首的李原自称"太平王",转战于襄阳、渭南等地,这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流民起义,参与者达到百万人。有几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可以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成化二年闰三月,官军在襄阳府房县后岩山与流民军对战,流民战死1万多人;成化七年,项忠先招谕归顺的流民,然后使用火器、利用苗兵屠山,斩杀2000余人,而后将140多万流民驱散回原籍。在周洪谟后来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惨状,在被驱赶回乡的路途中,流民们扶老携幼,因为时值盛夏,疫病多发、食品药品匮乏,死去的流民达到了90多万!

但是,大规模的驱散并没有达到政府想要的预期效果,很简单,因为人要吃饭。之后,不断有流民再度悄悄进入荆襄地区,就像今天潜入发达国家的偷渡客。终于在成化十二年时,又聚集了几十万流民。宪宗皇帝感到非常头疼,派军驱赶流民本来已经是一件出钱不讨好的事情,何况,流民绝大多数是良民,造成大面积的死难,这也是皇帝在主观上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朝堂上官员们意见不一,有建议发兵征剿的、有建议再次驱赶的,但无论是采用这两种建议中的哪一种,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的局面将在所难免。

幸好,总有人有着博古通今的智慧和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那就是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周洪谟。同时,在这件事上的处理上也体现了作为一个官员,喜好读书通晓古今修养的重要性。其实,周洪谟对荆襄那片土地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父亲周永隆曾在湖广长阳县做过县学训导,他从十三岁跟随父亲到任长阳,直至二十五岁高中榜眼,整个青年时期是在那里度过。长阳离荆州仅一百多公里,离襄阳两百多公里,没有人比周洪谟更熟悉那片土地,也没有人比他对那片土地上可能再度发生的血流成河真切地怀有切肤之痛。周洪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流民,绝大多数都是良民,他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有庇佑之所,能安居乐业。  

其实,在项忠武力遣返之前,周洪谟就写了《流民说》,对于荆襄流民提出了就地安置的建议,他的论述用白话文来表述核心意思是这样的,我因为曾经修《天下地理志》,发现东晋时期也有流民涌入荆襄地区,当时的政府针对侨民专门设立了松滋县和南雍州,历经千年,这些地区仍然安宁稳定。建议按照前代的做法,把离郡县近的流民正式入籍,离郡县远的设州郡,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政府也有人能服徭役和增加税收。建议虽很好,但当时周洪谟的职位仅是四品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现在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人微言轻的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观点呈送给皇帝。大家认为,困扰国家多年的问题,你一个搞教育的写写论文提提建议就能解决吗?没有人相信他,也没有人重视他的建议。

合理的建议在没有产生严重后果之前,总是不被人重视的。直到成化十二年流民再度聚集起事,对流民的处置又开始争论不休,荆襄流民很可能将面临着再一次灭顶之灾的时候,周洪谟坐不住了,他想方设法将自己的《流民说》转送到高级官员手中,言辞恳切,请求他们在朝堂上为老百姓发声。寥寥数言,这一纸《流民说》其实并不长,很轻;这一纸论述同时也很重,因为它身系着几十万流民的身家性命和血泪!

这匹千里马,终于等到了伯乐,他的建议得到了高级官员的赏识,有六个人参与了他的政治主张。湖北公安籍大理寺卿王轼看到了他的《流民说》非常欣赏,后推荐给了监察御史薛为学,薛为学又推荐给了右都御史李廷用,李廷用把他的建议整理成为一纸奏章呈送给了宪宗皇帝,宪宗皇帝看到这篇言辞恳切的奏折后,接受了周洪谟的建议,派出了副都御史原杰前去安抚。原杰也是一个著名的能臣,他派人到山区,广泛宣传朝廷的政策,流民们纷纷表示愿意附籍,在整编户籍后,设置郧阳府、湖广行都司,合理调整西安、南阳等地行政区划。在当地获得了十九万一百七十多户,开垦荒地一万四千三百多顷。对那些附籍的流民,朝廷还实行了减免田税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个参与流民安抚主张实践的官员之间的情谊,李廷用等人一级一级地传递周洪谟的政治主张,原杰鞠躬尽瘁地参与安抚实践,这样名垂青史的盛举,没有人认为自己功劳最大,居功至伟。原杰领命到荆襄地区的时候已近六十,在安抚整编流民的工作中积劳成疾,对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再三请辞未获准,在赴任路途中逝世于南阳驿馆,时年六十一岁。后来邓州知州吴远接任了治理工作,也干的很好,自此,流民各得其所,四境平安。周洪谟还充满感情地记载到这两人的功业,说他们对流民的安抚,如同慈母对赤子一般。在今湖北的郧阳、襄阳等地,还留有周洪谟和原杰的祠堂。

著名作家张嵚在《被遗忘的盛世》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写周洪谟,“虽然他不是主角,但我依然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尽量详细的文字来记录下这个人,只因为周总理说过的一句话:心里,要装着老百姓。”试想,如果没有周洪谟的一纸奏章,李廷用等人的坚持,流民起义的战火,也许还要蔓延数十年;如果没有周洪谟的多方求告和原杰等人的鞠躬尽瘁,荆襄地区也将再度尸骨累累,血流成河。

弘治五年,周洪谟在老家宜宾去世,消息传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根据当时勋阳都御史郑时的上奏原文,周洪谟逝世的消息传来后,“流民万户,尽做婴儿啼”。历史再一次证明,心中装着百姓的人,百姓心中也装着他。

在阅读关于周洪谟的历史资料中,我在想,处理流民事件中,这个沉静低调内敛的人,是什么力量,让他持论述多方求告,直至上达圣听?又是什么,让他端居庙堂之高,心系江湖之远?在写作过程中,我一直苦苦思考如何去定义洪谟文化的核心,这是系列散文中最无法轻松和调侃的章节,很沉重很沉重。直到写完了这一章,我脑海中终于浮现出了清晰的三个词,那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责任、仁爱与担当。